“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
“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这个名称已流行很久了，大家似乎习惯了。每逢春节，交通部门要开“民工专列”；春节后，媒体又会纷纷报道“民工潮”；有些社会学家在关心着“民工生存状况”；一些教育工作者评说“民工子弟学校”；其他如“拖欠民工工资”、“为民工讨薪”……但人们是否意识到在这种称呼中，实际上包含着潜在的身份歧视。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提起农民工，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现在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这些20岁上下的进城务工者，多是在199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他们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与父辈的差别，“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讷，仅想出来挣点活命钱的农民，他们是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他们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由于当下很多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
例：“41319”这是一个农民工使用了近4个月的号码段，按常规理解，农民工命运将发生翻转，步步走向成功，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偶然的机会，该农民工接触到了数字学说，为自己颇费周折地挑到了这个号码。使用一段时间后，他与现有朋友关系出现问题，无法弥补。由于能力所限，也结交不到更高一级的新朋友。对金钱的欲望和贪心比以前更强了，从而产生的巨大压力使自己透不过气来，“41319”的负面能量被完全激发出来。他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号码反而使自己更差。
我告诉他，你选的磁场太强了，你小学没毕业就想当博士，累死你也成功不了，你老想天上掉馅饼，不按自己的实际情况经营自己，失败是难免的。我和他说了以上农民工现今面临的问题，他沉默不语……
文/刘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