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时，人人都有很强的英雄情结，对有体育专长的人尤为尊崇。
特别是初中生对高中生。对那些有强健体魄、能在球场上龙腾虎跃，又有着相当风度的高中生，初中生们必定会把他们当作心中的偶像，崇仰之情溢于言表。而那些戴着厚瓶底般眼镜的书呆子，不管你考试成绩再高，也往往要受到初中生的嘲笑。
那时学校里每年都要举行田径运动会，是时彩旗飘飘，乐曲高奏，像过节一样热闹。我那时个头中等，身体素质一般，参与赛跑跳高之类项目，几轮下来就被淘汰。
我拿到过的最好成绩是军事障碍赛全年级第一名：拿着木枪，过独木桥，钻铁丝网，翻一人多高的木墙……再下来，就只有坐在场边，看那些大个子、一腿毛的家伙在场上出尽风头。但是，热爱体育的心却在我胸中熊熊燃烧。我盼望着，有一天，我也一定要穿上校队的运动服，进入校一级运动明星的行列。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高一时，学校要组织排球队。那时排球在一般学校还不普及，体育人材都驰骋在篮球场上，对排球还有点不屑一顾。这对正想另辟蹊径的我不啻为一个好机会。于是，我便积极地加入了进去，参加选拔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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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抓住这个机会，是因为我见多识广。那时候西安市体育场每个周末都有免费开放的体育比赛。最火的当然是篮球。当最厉害的“火车头”队和“房地局”队比赛时，灯光球场的看台上座无虚席，掌声、口哨声此起彼伏，人们的热情绝不亚于今天的中超球迷。
上半场比赛完毕，球员们都坐在场边休息喝水，而观众们却在期待着另一位最特别明星的上场，这就是那个一条腿微瘸的划线员。
他的出场非常引人注目。只见他左手提着一个装石灰的小铁桶，右手拎着长柄小勺，来到已模糊不清的边线一端（那时赛场都是石灰划线），舀上大半勺石灰，勺侧轻搭在线上，瞄一瞄方向，运一口气 ——这时，观众们也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好戏的上演 ——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溜小跑，赶跑到边线另一端，勺中石灰刚刚用完，那条白线也已重新划好，不但笔直、亮白，而且粗细均匀。最为精彩的是划禁区头上的那个圆圈，一气呵成，毫不走样。每到这时，场上就会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口哨声、喝彩声，其热烈程度甚至不亚于一个精彩的进球。这个人在那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的年代，也算是应运而生，留在了一代人的深刻记忆之中。
而我当时最爱看的却是排球。它的对抗性不如篮球那么强，却对身体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弹跳、反应、力量、协调性……当时群众体育中两支最强的排球队是红旗机械厂队和西北工业大学队。
红旗厂的队员多是随厂支援大西北过来的东北人，有一瘦高个勾手扣球，百发百中，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小胖子二传手，机敏过人，常常吊球令对方措手不及。而西工大的传统体育项目就是排球，队员多南方人，白净，弹跳超好，扣球干脆利落，在全国高校中享有盛誉。正是这种欣赏和了解，促使我要在排球上有一番作为。这个愿望后来还真的实现了，我成了校排球队的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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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打球已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天除了五节课一节自习，其余时间全部挥洒在排球场上，并且还每周三次地到体育学院去求教，由排球教研室的姜应科老师给我们代课。
那个年代也正是排球技术有突破性发展的时期，日本女排的“魔鬼教练”大松文发明了“飘球”、“小臂垫球”、“滚翻救球”、“短平快拉开扣球”等突破性的技术，带领日本女排首次让身材矮小的亚洲人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
我们通过学习，迅速地介入了这个领域。很快，我也显示出了当一名二传手的特有素质，视野开阔，能掌握全局。跳传、背传技术、鱼跃扑救和最先进的滚翻扑救技术都已炉火纯青。特别是吊球技术也已成为我的一绝，常常造成打吊结合的局面，显示了特有的进攻性。
那时，我们经常参加比赛。我们的老对手，除了本市各中学的强队之外，还有省建筑设计院、一支由刚毕业大学生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排球队。我们是锐气逼人，而他们是沉稳老练，每次比赛都打得难分难解，场外观者如云。逐渐地，在学校里，我们也有了被人仰视的感觉，也成了初中生们心中的偶像。
别说比赛，就是平时训练，也常常有许多初中生们观看，喝彩和评头论足。后来，我校一些初中女生们还自发组织了女队，平时跟我们训练，心甘情愿地接我们的扣球，也泼辣地倒地，滚翻，有时也难免被砸得鼻青脸肿，却热情倍增。
在出去比赛时，她们还充当激情四射的啦啦队，为我们每一场比赛的胜利而由衷地发狂，欢呼。也许是我们这个队伍素质比较好（一些校篮球队的主力也进入了排球队），也许是日常刻苦训练的毅力强，仅仅一年多的功夫，就赢来了我们排球岁月的辉煌时期，在西安市各中学的排球队中，成为了一支非常引人注目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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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西安市中学生排球联赛在西安市体育场隆重举行。就是在我过去常常看球的地方，我也成了一名选手，在诸多观众的注目和喝彩之中进行比赛。那几场比赛，我的家人也悉数到场观摩。当时还上小学的弟弟后来兴奋地给我描述他看比赛的感受，说他在场边几次要喊我，被父亲制止。那几场比赛，我们因为紧张，发挥得并不算太好，但还是名列前茅，拿到了名次。
在那次运动会上，大会还安排了我们队和省女排进行一场表演赛。一方是女，一方是男，但是一方是成年，一方是少年，标准网高都是2.35米。那次比赛应当说是势均力敌，但最终还是我们败北，有一个客观原因是红旗厂那个小胖子二传手当的主裁判（他可能也在群众体育组织担任着什么职务），频频吹我持球，大大打压了我们的气势。赛后大家都骂他，说他讨好专业队，找不到我们的碴口，就只好在是否持球（球在手上停留时间过长）这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上做文章。
那次运动会后不久，我们就接到西工大的邀请，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当然是我们惨败。但是赛后，学校和我们座谈，介绍了西工大的地位和专业情况，明确提出，希望我们高考的第一志愿报考西工大，并且把准考证号告知校方。这样的结果自然令我们十分振奋，我们十分新鲜地品味着老师的介绍，不断斟酌着是报“飞行器系”，还是“水底武器系”，眼看着光明的前景在向我们招手，但是紧接着，文革风暴一来，这一切便都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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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以后，到了海南兵团农场，那个地方转业兵们只打篮球，只有当地的村民在椰子树间牵网打排球，我当然再也很少有打排球的机会，有时手实在痒了，也会跑到附近村寨去和他们一起玩一把，托一托他们那很硬，而且不怎么圆的土制排球，试一试身手。
但是排球训练带给我的特有素质，却使我大为获益。记得有一次在五指山区公路的大下坡上骑自行车，转弯处迎面遇到卡车，而我的面前被一堆沙子阻挡。车的前轮插到了沙堆里，车子前仰翻，我人也被整个甩过了沙堆，摔在了满是沙粒的路面上。正是因为我当年有“鱼跃扑救”的训练基础，双手在接地时有个缓冲，才躲过了一劫，只是双手和双肘擦破了皮。我记得当时那辆卡车“日——”地刹住了车，看我起来没事，司机也露出了惊奇和敬佩的目光。
后来到了部队，有一次看到军排球队在训练，一个球飞到了我的脚下，我拣起来，用一个标准的勾手飘球发了回去。我看到那个教练眼睛一下直了，问我是哪个部门的。后来，他还通过组织联系，借我出去打了几场比赛。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少年时代，真正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成长，使我们终生受益，体育不但带给我们快乐，而且还赋予我们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至今我老而不衰，还能做很多事情，承担一些较为繁重的工作，这不能不说跟当年打排球有关。更不能不说跟当年那个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体制有关。
附记：
我这篇文章在一份刊物上发表不久，突然接到了我的一位女战友的电话，告诉我：你写的那个“戴眼镜的小胖子二传手”，是我们家老爷子。
我当时一下子懵了。那个“戴眼镜的小胖子二传手”，原本只是我中学时代排球方面一个偶像式的人物，我在文中对他流露有崇敬之意，也多有不恭之词，怎么在几十年后，他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还成了我的老战友的公爹。
我那战友本来也不信，觉着哪有这么巧的事。可那位老爷子一心认准了：这就是写我。那个勾手扣球的瘦高个是你高叔。
后来，在这位“老爷子”的热情邀约之下，我到他们家作客，在红旗机械厂的家属区一幢单元房里，见着了这位神往已久的排球老人。他叫崔忠仁，原是黑龙江省排球队的队员，后到企业，五十年代随红旗机械厂支援大西北到了西安，六十年代是西安市体委排球协会的委员。
我们自然谈到了当年比赛的盛况，谈到了他所在的享有盛名的排球队。当年红旗机械厂排球队中两个极有个性的主力队员，“戴眼镜的小胖子二传手”和“勾手扣球的瘦高个扣球手”，都是东北人，在排球爱好者中留有深刻的、几乎是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仍精神矍铄，而那位瘦高个扣球手、他所说的“高叔”已经过世。感叹光阴如梭，我们不禁唏嘘一番。
我就文中的不恭之处向他道歉，他仍不乏大度，说：那次是给你们吹得有点严了。几十年的事情，他也记得那么清楚，并且言谈中仍不乏一种排球权威的威势和坦荡。
一个瞑瞑中的人物，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走进了我的生活。更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是，他的小儿子、他的大儿媳，竟然都是我部队的战友，并且在一个部门的共事多年。自然，我和崔老也成了忘年交。几十年后，大家共同感叹这时光之快和世界之小。
作者：姚泽芊
排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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